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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读书方法有哪些?总有一款适合你

来源:藏网整理 作者:罗桑扎华 人气: 发布时间:2018-10-01 06:29
摘要: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含义,在今天还是

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含义,在今天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古人读书的方式。它们是:诵、录、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

古人的背诵能力让我们大吃一惊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 ?”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 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

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那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拿出自己的行卷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宫。眼看谈话 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 ,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 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许多,则肯定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 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 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 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 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 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 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 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 简,去难从易”的晋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于今天的人们。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 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 是这个意思。

举苏东坡为例,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内,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 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籍老兵。主人不 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 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 读书的方法。

司马光藏书万卷仍经常动手抄书

“录” 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 ,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 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 难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 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 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 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 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 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进行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此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 宋代刊本翻刻的,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

(责编: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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