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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古道——八省区文物展”策展创意断想

来源:藏网整理 作者:孙顺达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4-17 11:10
摘要:文成公主进藏是“唐蕃古道”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除了新旧《唐书》和相关传世文献的资料外,直接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物并不是很多,这 给我们在策展和撰写展览大纲时

文成公主进藏是“唐蕃古道”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除了新旧《唐书》和相关传世文献的资料外,直接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物并不是很多,这 给我们在策展和撰写展览大纲时带来困难和挑战。长期关注新的考古发现、有 色的相关文物、相关的历史图像资料、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使得甘肃省博能够尽力再现文成公主进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用历史记载和文字 讲述“唐蕃古道”故事

文字是叙述和见证历史最为有力的材料,两处石刻记载了中原使者、公主进藏的时间、地点、路线,在展览中展出具有科学性、历史性,更加明确了“唐蕃古道”从开辟到畅通的历史过程,使得文成公主进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凭有据有源。

“大唐天竺使出铭”刊刻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现存24列,约311字。题铭额题为隶篆,字约5厘米见方,上书“大唐天竺使出铭”7字。从题铭及文中“大唐显庆三年”的年号来看,系唐显庆三年(公元658)一方题铭,文中记述了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今印度),途中经过吉隆的过程。西藏文物考古部门保存有这一题铭的珍贵拓本。

“唐蕃会盟碑”文字资料是文成公主进藏的直接见证。“唐蕃会盟碑”是唐王朝与吐蕃政权以舅甥情谊会盟立誓,信守和好而树立的石碑,俗称长庆碑。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2年)和吐蕃赞普赤祖德赞盟于逻些(拉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二月十四日石碑落成,现在伫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石碑通高5.6米,由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组成。石碑正面向西,上刻汉藏两体对照文字,文意相同,为同一盟约。左半藏文横书,字迹苍古,具有吐蕃时期藏文 点;右半汉文直书,字体为正楷。碑背面为藏文盟辞。“唐蕃会盟碑”明确记载了文成公主进藏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考古发现的其他吐蕃文字资料也是反映“唐蕃古道”的珍贵文物和资料。甘肃省境内也有发现,藏语称之为Khram或称byang bu。公元670年以后,吐蕃军旅长期驻扎南疆至河西走廊一线,进行屯戍。本世纪初,一批外国探险家 曾在南疆盗掘出若干吐蕃木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借展的这件吐蕃文木牍呈长条形,长19.5厘米、宽2厘米,其上以墨横书吐蕃文。甘肃博物馆藏藏文写经,唐代,纵30.9厘米、横131.3厘米,白麻纸,粗横纹,有款,丹历写,朱文为:比丘行达校,令(狐恒?)兆复校,支庆三校。

详尽讲述“唐蕃和亲”的历史故事

“和亲”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民族间交流的一 重要形式,具有积极的重要的历史作用。王昭君墓已经成为汉与匈奴和亲的重要历史遗迹。2015年12月,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同一区域附近发现一座北周时期墓葬,墓主为茹茹骠骑大将军乞伏孝达和吐谷浑晖华公主,公主为吐谷浑人。“唐蕃古道——八省区文物展”中展出了该合葬墓中的陪葬俑,计有:彩绘铠甲武士俑、彩绘兽面镇墓兽、彩绘载物骆驼俑。武威青嘴喇嘛湾吐谷浑家族墓葬出土有弘化公主墓志。弘化公主也叫光化公主,武则天时,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出生于唐朝宗室之家。弘化公主入吐谷浑,是唐将公主嫁于外蕃的开端,它不仅使唐与吐谷浑的关系很快得到改善,而且也促进了唐与吐蕃的友好往来。弘化公主墓志见证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正是因为有了汉魏以来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政权的“和亲”,才有了之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传诵千年的美好姻缘。以物证史,使汉唐时期的“和亲”的历史进程自然地展现。

为了突出和渲染文成公主进藏这一“唐蕃古道”上最为典型的事件,展览将北朝—唐的陶俑作为一个成列的阵势来体现,这个阵势中的重头展品有:陕西考古研究院的新出土北周陶俑,西安博物院的男女胡人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藏阿斯塔那出土女性泥俑。尤其是女性泥俑,将唐代上层贵族妇女形象完整展现在观众面前,似乎是公主再世。马呈红棕色,头微下垂,颈部微曲,头小颈长,两耳直立,辔饰、鞍鞯俱全。胸前系胸带,股后系鞧带,均为黑色,上饰杏叶装饰。鞍鞯涂黑色,白色为边。马尾以丝织物制成。马上端坐一仕女,头戴垂纱帷帽,细眉,凤眼,朱唇,额饰花钿,口旁饰靥钿。上身穿红色襦衣,绿色袖筒,下着黑、绿相间竖条纹长裙,足穿黑靴。左手握缰,右手向后挥扬,神情端庄。唐代妇女骑马出行,必带“帷帽”,帽形如斗笠,前垂一片网帘。此俑传神再现了当时吐鲁番地区妇女骑马出行的情形。在制作技法上采用分段塑造,帽可取下,人可离鞍,塑造技艺极为高超。

为了让观众加深对文成公主进藏的了解,展览将陕西唐墓出土反映唐代长安宫廷生活的壁画:歌舞场景、狩猎场景、饮宴场景作为辅助。加大了图像的涵盖量,以便让观众有徜徉在历史长河中身临其境的感受,如考古新发现的陕西靖边统万城“胡僧拜塔图”、青海郭里棺板画中成组合反映吐蕃生活的图像(狩猎、驼运、毡房)、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布达拉宫清代图像“文成公主进藏图”都成为反映主题的重要辅助展品。

青海都兰墓葬考古发现是近年“唐蕃古道”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青海博物馆和考古所参展的丝织品和金银器,如镶嵌绿松石的金饰件、团花图案的织锦等重要文物,壮大了“唐蕃古道”沿途的文物量,对展览体系和大纲的支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展览加深观众对 “唐蕃古道”历史意义的认识

“唐蕃古道”是沟通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国际通道。“唐蕃古道——八省区文物展”包括:早期 “唐蕃古道”的开辟、唐代“唐蕃古道”的通达以及唐以后的历史时期。“唐蕃古道”经过区域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新疆等省区。唐代之后,“唐蕃古道”得到了拓展和延续,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内地与西藏边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颁符赐印和金瓶掣签是这个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制度。

“元成宗完者笃颁搽里巴地方圣旨”,元大德五年(1301年),横216厘米、纵58厘米,西藏博物馆藏,绢质,纸裱装。旨文共31行,以八思巴字书写,文首、文中、文末三处均钤盖朱文“御前之宝”印文。元大德五年,成宗完者笃皇帝颁给搽里八万户公结地方僧人桑珠僧格。旨文重申忽必烈以来历代元朝皇帝保护宗教、免除寺庙和僧人差役的政策,不准任何人侵夺该地方寺庙财产。

“道光皇帝颁十一世达赖喇嘛金册”,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横9.9厘米、纵23.2厘米,西藏博物馆藏,为13片竖长方形金片,在首、尾两片的一侧及余11片的两侧上下錾开小方凹壑、出短小轴,以金环联结成册。自左至右依次阴刻满、藏、汉、蒙古四 文字,每 文字3片,可对译。此外右第一片刻莲花流云纹边框,框内也有满、藏、汉、蒙古四 文字,其中汉字一行为“勑封第十一辈达赖喇嘛文册”,满、藏、蒙古三 文字可与其对译。这套金册即是道光二十一年清中央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时所颁赐。按照历史定制,朝廷在批准并册封达赖、班禅等西藏大活佛时,都要颁赐金册或玉册,以示认定授权之意。据史料记载,在凯珠嘉措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之后,道光皇帝即依前辈达赖喇嘛之例,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此前清朝中央政府在颁授历辈达赖喇嘛金册时,均是将前辈之册缴销重铸,而在十一世达赖喇嘛之后则决定历辈沿用,不再改铸,因而这套金册不仅是清中央最后一次颁授达赖喇嘛系统金册,而是现存的唯一一套金册。

“班禅办事处蒙藏汉墨书布告”,1929年,长112厘米、宽77厘米、厚0.2厘米,该布告颁于民国十八年六月,用蒙、藏、汉三 文字书写而成。这一时期佛教在赤峰巴林地区日渐衰微,许多庙宇被随便居住甚至任意损毁,信徒出现信仰松动的现象。故班禅办事处颁此布告,要求僧俗喇嘛及各界人等对佛教庙宇进行爱护,对佛教广为宣扬。

这些重要的文物文献,使得“唐蕃古道”成为一条关系国家人民福祉的幸福大道和民族团结通道。

(责编: 李元梅)

标签:吐蕃     责任编辑:孙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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